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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有錢?

 下面是姚平的文章︰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2010年底,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據824中國富豪研究所胡潤研究院發佈的《財富報告白皮書》披露,中國大陸目前資產過千萬的富豪 96萬人,比去年87.5萬人增加了9.7%。其中資產達100億元人民幣的有200人,資產過10億元人民幣的有4000人,資產過一億的億萬富翁為6萬人。據統計,在中國大陸,富翁最多的地區是北京,有17萬千萬富翁。廣東省15.7萬和上海13.2萬的千萬富翁。千萬富翁的平均年齡為39歲,男女比率為73。資產過億的億萬富豪的平均年齡為43歲。
  另據統計2005年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這些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值貢獻率較大的高於其他產業,而是因為這些行業能獲得巨額壟斷經營利潤。在失控的工資增長與失控的薪金減少過程中,大量的民營企業員工工資增速很慢,有的甚至在負增長,而國有壟斷企業職工工資卻一枝獨秀,穩居高位。由此,人們有理由認定,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到了極端嚴重、難以根治的地步。
  但是,據我瞭解,老百姓雖然對國有壟斷企業職工的過高工資很是不滿,但是,大都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態度,許多人則千方百計想進國有壟斷企業享受、瓜分一點那高工資待遇。更嚴重的問題,或者說將有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公憤的問題、動搖國家穩定的問題,是那些不斷異軍突起的暴富者群體。中國老百姓最痛恨、最仇視的,就是那些暴富者群體。中國社會有可能發生動盪革命造反的,將肯定針對的是這些暴富者群體即腐敗群體。他們主要都是些什麼人呢?
  所謂暴富,是指在極短的時間內,收入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元的財富暴漲現象。所謂暴富者群體,是指鑽了國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違背社會公德和法律,利用特殊資源或手中職權在較短時間內聚斂財富的這麼一群人。這群人由特權階層衍生,是社會各界無論如何也無法漠視、容忍和接受的一群人,是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加劇的主要始作俑者。

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老百姓,因為善良和樸實,他們對靠勤勞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貢獻致富的人,不但不眼紅、不反對、不憤恨,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態度。最近,有記者報導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自己已擁有座駕的情況下,又為老伴買了一輛汽車,網友們就表現出全力支持的態度,幾乎一邊倒地認為袁院士買什麼車都不過分,就是擁有六七駕私人飛機也是正常的!更有網友激動地表示,就算我們仇富,也不仇視袁隆平!輿論普遍認為,仇富不仇袁隆平這清楚地表明瞭被中國部分精英妖魔化的《仇富論》已經破產,國人仇視、仇恨的只是具有不正當來源的財富持有者,而不是靠智慧和汗水解決了人們吃飯問題的袁隆平院士,袁院士這樣胸懷天下、腳踏實地搞科研、掙大錢的富人,人民群眾是熱烈歡迎的。
  中國的暴富者群體到底有多大?國家統計局至今也沒有系統統計過,反貪部門也沒有正式調查並公佈過,學者們的研究因資料不全而難以估計。不過,大家都認為不會比胡潤研究院發佈的數量少,以至於要用人群來為之冠名。
  對於暴富者群體產生的原因,學者們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種概括:一是改革開放原因說;二是改革開放不徹底說;三是法律法規不健全說;四是反腐敗不力說。這四種概括,各有各的道理。如果認真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原因說並沒有解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怎麼就和暴富者群體的產生、腐敗墮落有機聯繫在了一起,更難以說明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也有相對的暴富者群體、也有腐敗的現象,特別是不能說明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腐敗現象反而很少,因而沒有說服力。法律法規不健全說和反腐敗不力說則揭示了反腐敗的體制與機制的問題,但是沒有揭示出預防腐敗的體制與機制問題,以至於腐敗越反越多、暴富者
風起雲湧也越來越多。
  而改革開放不徹底說,似乎更能解釋這一現象。研究暴富者群體問題,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有結合中國的具體形勢具體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開放不徹底的奧秘,也才能對症下藥,也才對深化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果撇開為數不少的靠依法生產和經營、靠勤勞致富者外,我感覺,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差不多都親身經歷過或聽說過自己身邊那些暴富者產生的事蹟。下面,讓我們花一點時間來回顧、分析一下。
  一、價格雙軌製造就的暴富群體
  所謂價格雙軌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商品交換中,通行著政府定價和市場定價的兩種價格體系。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中,所謂價格雙軌制是無論如何繞不過的一個過程。其原因,一是計劃經濟的勢力相當強大,執行計劃經濟政策與條規的官員們佔據著、把持著國家的主要命脈,要讓他們放棄計畫定價,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二是因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放開集貿市場、對企業放權讓利等改革步驟的推行,受供求關係的影響,一些商品按照市場定價已是順理成章,誰也阻擋不了。這樣一來,也就出現了政府主導的低價格,和市場定價的較高價格,兩者相互存在且相互刺激。
  實踐中,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並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而是客觀存在且交叉,也就出現了有人不擇手段地把低價格的計畫商品,拿到市場上以高價格出售,兇猛地賺取差價發財。
  現以
1987年雲南省電銅為例。國家統一出廠價格為每噸5500元,雲南省制定的出廠價格為每噸6600元,最高出廠限價加價額為每噸9920元,最高銷售限價加價額為每噸10560 元。這也就是說,某人有關係,從電銅工廠買出1噸電銅,轉手賣出去就可以賺錢3960元(10560—6600元),如果倒賣1萬噸,就賺3960萬元,1987年的3960萬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同志!
  再以雲南省的名煙為例。 1987年,國家決定放開13種名煙(雲南省占9種)的計畫價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場銷售價格,每箱出廠價約4500元,而一到市場上至少可以翻一倍以上,即最少賺 4500元;如果能批1萬箱,那麼就能賺4500萬元。當時不是秘密的秘密是,這樣的暴利不能由一個人吃,而是有好幾個人吃:某人從煙廠批出1萬箱,他並不會去提貨,而是在賓館中就把這1萬箱煙的批條倒賣了好幾次,每人吃一些,只是最後一個商人才真正把煙提出,批發給零售商。那時,昆明市平常就有上萬人在做煙的生意:有用當時雲南省不能生產的過濾咀絲來換煙的;有打著領導旗號來開後門批煙的;有通過請客送禮搞煙的;有內外勾結倒煙的。總之,當時有一部分人通過銷售雲南名煙的價格雙軌制,而發了橫財。
  現在,我們看當時的這些緊俏商品的雙軌制可能有點不理解,有的人甚至認為一下子放開不就得了?但是,當時就是一下子不能放開,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開,就被稱為前蘇聯的休克療法,就不是漸進式改革了,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們的反對,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數人也不會、不敢擁護;二是當時把計畫定價稱為社會主義,是必需堅持的底線,如果一下子放開價格,老革命家們不會同意,左派們也不敢同意;三是當時的掌權派不贊成,因為如果一下子放開,就沒有人找他們批條子了,他們手裏的權力就沒有了,一方面他們的權力失落感驅使他們不贊成,另一方面他們不緊緊抓住批條子的權,也就沒有受賄致富的機會了。這就是價格改革要闖關的歷史背景。
  二、國企初期改制不成功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以前,中國的國企改制經歷了包括擴大自主經營權、廠長負責制、承包經營責任制、加強內部管理等。回顧這一改革過程,說明了我們對國企改革的認識,是一個模著石頭過河逐步發展的過程,當然更是實踐教育的過程。由於國企本身的理論研討問題,比如杜光先生就指出國企不是公有制,我們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試驗過了,始終成效不明顯,要麼是經濟效益不好——盈利不多,虧損不少;要麼是社會效益不好——服務態度惡劣。以至於人們驚呼:中國國企的改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統包統配的舊體制,問題更加糟糕。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每改革一次,都會造成國家利益的某些損失、就會造成一次陣痛,都使一批人因此成為了暴發戶。
  先說擴大自主經營權。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是中國自農村家庭承包經營承包責任制後,城鎮企業進行的第一個重要改革。企業擁有了自主生產與經營權,包括超額生產權、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價權和銷售權,由於政府機關不能、也不該監督,在社會產品極其匱乏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內的許多商品,就成為了市場上的搶手貨,廠長、銷售人員和市場裏的倒爺(二道販子或三道販子)中一部分人,便就此暴富了起來。
再說承包經營責任制。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是借鑒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經驗,而實行的一項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嚴格來說還不能稱其為改革。由於政府機關與承包經營的國有企業在談判時,無一不處於資訊不明、情況不熟、被企業糊弄的狀態,因而往往被欺騙,以至於出現了相對於未承包企業來說,承包基數過低、企業留利過高、企業小金庫過肥等普遍現象。其中,企業小金庫除了企業正常使用外,相當一部分便被企業負責人堂而皇之地拿去,從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說廠長經理負責制。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公司實行經理負責制,這本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自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初,這一原理被所謂的集體負責制、党的一元化領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管理等,弄得成了大問題,以至於進入改革開放後還需要學者與政客大力研討、普及廠長經理負責制這個常識。而實踐中,自擴大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後超額生產的產品的定價權和銷售權,一直延續到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和行銷人員以及市場倒爺(二道販子或三道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續了下來,直到社會商品供需趨於相對平衡。
  改革開放初期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是在企圖繞過所有權這個最敏感性的問題,而進行的不成功嘗試,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付出的學費和代價。試想,那時曾經在經濟學界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產權理論的人,說成是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就客觀證明了改革歷程的異常坎坷和艱巨嗎?
  三、產權改制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於擴大自主經營權、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經營責任制等,沒有涉及企業的產權這一根本問題的改革,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終。有的人把這叫做失敗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時,以明晰企業產權為標誌的股份制改造被決策層接受,成為中國國企乃至集體所有制企業的主要改革方向與途徑。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中國包括國企改革在內的所有政策執行中的一條經驗教訓。正如著名學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結,中飽私囊而畸形發展。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重點國有企業更成為權貴們的囊中之物。這些國有企業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誕生並培育了中國特色的豪強資本家和權貴階層,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
  首先是設置內部股。中國國企和集體企業的內部股,是按照企業內部職務高低而劃分為若干等級,每一等級可以劃入或認購多少不等的內部股份。例如,董事長、總經理
10萬股、中層管理幹部5萬股、一般員工1萬股,如此等等。其中,許多國企向主管部門及其領導贈送內部股,這已是一個不得違背的潛規則。待內部股一上市,股價飆升時他們便拋出,一批急劇暴富的富人也就冠冕堂皇地誕生了。
  其次是管理層收購。所謂管理層收購,是指為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救活公有制企業,由國企和集體企業管理層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權進行收購的改革方案與行動。在管理層收購中,管理層一般都沒有、也拿不出那麼多現錢,怎麼辦?方法是管理層用公企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這樣一操作,公企也就悄無聲息地變成了管理層的企業。由次,管理層也就一夜之間成為了暴富人群。這也就是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
  由此引發的問題是,被管理層收購的那些公企,為什麼不選擇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選中管理層收購的方案?事實上,被管理層收購的那些公企,已經試驗過了幾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見成效,唯有管理層收購這一條路了。這也就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看起來,當時的管理層收購,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地界定公企普通職工的股份,而是減員增效式地一刀切,把部分普通職工辦下了崗。不過這已是後話。
  四、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天價薪酬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有一個合夥暴富的群體,當首推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的天價薪酬時下已經引起國人的嚴重關切和強烈不滿!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管理層的薪酬,是由企業所有者即老闆決定的,在股份制企業中具體是由董事會、股東大會討論決定的。按照這一理論,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的薪酬,應由國家和政府決定才是。中國現行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制度是在
2002年由國資委制定的,年薪結構由基薪+績效年薪兩部分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與業績考核結果掛鈎,主要考慮企業的經營規模和經營管理難度,兼顧地區、行業和本企業職工收入水準等因素。績效年薪則屬於獎勵性質的收入,以基薪為基數,與經營業績考核結果掛鈎。當時確定的負責人薪酬與職工平均工資的比價是12倍。由於國企職工年平均工資在10萬元(電力行業一個抄表工就是10萬元)左右,負責人薪酬也就是120萬元了。
  由於國資委的薪酬規定太籠統,又設有一個職能部門負責監督和考核,事實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薪酬的中國特色現象。根據經濟學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設,這些國企管理層無一不是經濟人,至今沒有出現一個劉國光命題中的大公無私人,無一例外地是自己給自己定天價薪酬。正如鄧隸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資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權,造成央企負責人自己給自己定工資;二是對央企經營業績的真假缺乏科學的確認與評價機制,特別是與經營者薪酬掛鈎的效益數,在不少央企類似于考生自己給自己判分;三是對薪酬及職務消費未建立披露機制,少數央企存在嚴重的按職分配現象。什麼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同工同酬?見鬼去吧!
據統計,中國現有大型央企 155家,每一個央企高管按平均數20人計,則有3100人;每一個高管年薪以100萬元計,則高達31億元之多。事實上,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非國企員工月工資不過一兩千元,差距懸殊!以中國神華為例,2007年實現淨利潤213.48億元,16位高管年薪共2404萬元,平均每人 150.25萬元,超過百萬元年薪的高管8位,而兩位副總裁郝貴和王金力的年薪均為304萬元,是整個能源行業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據317中國神華發佈的2007年度報告顯示:實現營業收入821.07億元,同比增長26%,淨利潤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億元的營業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億元,同比增長35.75%。年報還顯示,中國神華2007年其綜合毛利率為48.18%,相較於2006年的50.54%下降了 2.36%。一邊利潤下滑,而另一邊高管酬金膨脹,能算正常嗎?央企管理層自定天價年薪,各省、市、區國資委管理的大型國企管理層上行下效,年薪也大多在50萬元至80萬元人民幣之間。
  另據不完全統計,國內現有中小企業2000萬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則,其中3%是國企,也就是60萬家左右,他們的年薪平均大約在20萬元以上。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計算的僅是國企特別是央企管理層工資表上的薪酬,並沒有計算他們的職務消費,更沒有計算他們的灰色收入。據媒體揭露和學者研究,中國的國企賄賂他人和接受賄賂已司空見慣且相當嚴重。據《北京青年報》2008712發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發陝西省高速公路建設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陳雙全在職三年受賄1700萬元,其經驗之談是:我受賄優先考慮國有企業,因為國企比較安全。而且國企普遍愛好做假帳,並且精通這方面的業務——‘有辦法做,因而接受其賄賂會比較安全’”。陳雙全的坦白令人震驚!
  五、資本市場制度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的資本市場開發較晚,還很不成熟,從而成為暴富者群體孕育、滋生的溫床。正如吳敬璉先生所指出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頑疾並未根除,有權力的人可以大發橫財,而普通股民總是無辜地利益受損。由於受計劃經濟指標分配、執行資訊公開不徹底的負面影響,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和完善過程中沾染了大量原體制中的弊端,為有權有勢的官員們及太子党、親朋好友暴富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和平臺。他們此間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場不透明,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數王益案。據《中國新聞週刊》2008年第22期報導,王益有兩個違法亂紀行為:一是為其弟王磊謀私。原國家開發行副行長王益,於20073月批示國家開發行河南分行,為鄭州提供25億元資金用於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嶽嵩山、少林禪宗、武術聖地為核心的旅遊文化產業發展。但25億元資金只用了2億元,其他23億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從中收取4000萬元高額財務顧問費,用於購買太平洋證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太平洋證券登陸上交所,首日股票漲幅達到了424%,王磊的4000萬元原始股份轉眼間便飆升至16億元人民幣。二是牽連到太平洋證券違規上市。太平洋證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計虧損8482萬元的績差公司,按規定根本達不到上市資格,但是它卻用即將退市的雲大科技換股操作違了一次規,又用證券新代碼——即不是借殼也不是新股發行再次違規,特別是它沒有經過證監會發審委以及重大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就直接上市,顯然與王益有關,並且發現王益在太平洋證券中有大量低廉籌碼。王益案充分表明,中國證監會在監管中國證券市場時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漏洞,王益們暴富也久有了遊刃有餘的機會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場化手段。例如較長時間採用上市的配額制,一些省市區為了爭取配額,不得不採取送內部股大禮、向握有實權的官員行賄受賄等手段,賄賂有關部門的官員,甚至行賄上市評估專家、證監會發審委專家組成員。這樣一來,有關部門的官員和上市評審、發審專家組成員,開一次會、行使一次權力,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上萬、上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巨額收入,這不是暴富又是什麼?!
  三是股東同股不同價。例如,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設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東(一部分為自然人,就是某些官員和內部人)穩獲暴利,而流通股股東卻不得不承擔股市下跌甚至暴跌的損失。再如近年的大小非解禁,使擁有大小非的股東轉眼間獲得超額利潤,以至於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東以及上市公司,並不管時下市場是否低迷而一個勁地要解禁套現。
  四是內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轟動一時的廣發證券原總裁董正青,通過洩露內幕資訊、內幕交易案,在廣州市天河區法院進行公開審理。據檢察院審查起訴書顯示,公安機關查明,
2006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直接主導廣發證券借殼上市的職務便利,多次將廣發證券借殼延邊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碼: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給其弟董德偉,並指使董德偉買入再賣出延邊公路股票,共盈利人民幣1億多元。20065月,董正青又將內幕資訊透露給趙書亞,趙書亞即利用該內幕資訊,通過其控制的股票資金帳戶,籌集資金200多萬元,購買延邊公路股票。經中國證監會認定,趙書亞在價格敏感期內買入延邊公路股票4981萬股,買入金額2478萬元;賣出2949萬股,賣出金額18249萬元,帳面盈利101.73萬元人民幣。
  五是所謂股權分置改革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東和富豪超低價買的股票和老百姓高價買的股票,拿到市場上按照同等價格進行買賣。中國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東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錢的價格在幕後買進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在市場上平均花15元左右的高價購得的,條件就是大股東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場外面轉讓,所以被稱為非流通股。當初老百姓花高價買的是流通權,買的是國家對老百姓的承諾。但是,隨著股市發展的現實要求,證券監管機構公然蠻不講理地違背承諾,宣佈解除對低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而又不顧及股民巨大的價格落差。這樣一來,原本窄小的羊圈裏忽然被放進了一群膘肥體壯的狼,超過流通股數量兩倍多的低價股如同決堤洪水般洶湧拋售,中國股民的金融資產如同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入極少數富豪的腰包。這樣的所謂股權分置改革,無疑像江洋大盜一樣是對中國小股民進行一場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和掠奪。
  上市公司老總的普遍高薪,也是令中國股民深惡痛絕的現象。 2008711,《福布斯》評選出200830中國上市公司最貴老闆,這些高管2007年從上市公司領取的薪酬均超過100萬元。這些老總平均年齡為51歲。其中蟬聯年薪最高老闆桂冠的是中國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年薪6616萬,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加394%。他們憑什麼如此奢侈?他們執掌的上市公司,其股票不斷進行增發與配股都在幹些什麼?
  更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國股市通過人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為境外投資者送錢。據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教授整理的銀行資產流失統計,僅2006年由於銀行產權改革而損失給外國的資產至少一萬億元人民幣。2008416報刊文摘轉載《新世紀週刊》47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說:由於次級債風波,美國很多銀行都遭受了重大損失。其中一家商業銀行,叫做美國商業銀行,他們也遭受巨大損失,但他們卻公開宣稱,承認在次級債風波方面投資錯誤,遭受巨大的損失,可是卻從中國建行上市賺取了1300億。1300億是什麼概念?相當於每一個中國百姓都為它付出了100元錢。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僅融資29億美元,可上市以來海外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就向紐約等股民散掉600多億元人民幣。在國內,給股民分紅的僅僅只有國外的十分之一。中國股民和外國股民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嗎?非也,只是這些崇洋媚外、毫無公平、正義之心的老總們他們是新時代的無恥漢奸而已!
  六、基本建設投資招投標過程中造就的暴富群體
  較長時間以來,包括城市建設、交通、能源、環保等基本建設領域,一直是產生暴富群體的最佳搖籃和最好平臺。雖然我們在基本建設中較早推行了投資招標投標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標投標中,找到了為自己謀利的機會與平臺,伴隨著內定中標人、層層轉包的把戲,也就出現了兩個產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二是一些人迅速腐敗、落馬,暴富者群體應運而生。
  據報導,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賄2226.4萬元,於2009716在重慶第二中級法院出庭受審。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錢被同時提起公訴。據檢察機關指控,晏大彬現年46歲,自2001年起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以來的七年間,曾先後63次向17個企業的20多人收取少則單次5000元、多則單次150萬元的行賄款項。檢方稱,如此長的受賄時間,如此大的受賄金額,在整個重慶都極為罕見,堪稱三峽庫區第一貪。據檢察機關公訴材料,晏大彬的落馬純屬偶然。其妻付尚芳以其弟名義在重慶南岸區高檔住宅區融僑半島風臨州購買了房屋,但一直空置。2009114,住在付家房子樓下的鄰居忘帶鑰匙,找到物業保安希望能打開樓上空房,以便從該房視窗下到自己家中打開門。因付尚芳未入住該房,保安處有空置房屋的鑰匙。當保安用鑰匙打開房門,準備越窗翻牆時,發現廁所有八個礦泉水包裝紙箱,其中一個已被打開,裏面有大量人民幣和購房合同。於是,保安向南岸區公安局報警。警方趕到現場後清點發現共有現金939萬元,並通過購房合同查到房屋業主,隨即牽出付尚芳及其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的丈夫晏大彬,遂將此案交由重慶市紀委。重慶市紀委介入調查後,查出晏大彬夫婦在重慶購有七處樓盤,並在多個樓盤中發現巨額現金,其中最大一筆為4693萬元。由於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資額均不超過11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額貪污受賄。
  事實上,在前赴後繼被曝光、被繩之以法的那些巨貪面前,晏大彬夫妻又算得上什麼呢???
  七、官商勾結大發土地財而造就的暴富群體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最稀缺的資源,也是社會上許多人瞄上的、可以鑽空子而迅速發財暴富的資源。按照中國憲法,土地所有權分為國有和農民集體所有兩種。能夠讓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國有土地和通過政府徵用的農民集體土地。過去一般情況下的運作程式是:政府規劃部門先作出規劃,標明要徵用的地段、面積和被征用戶名單;宣傳部門進行宣傳、教育;房管部門準備好搬遷過度房;城管部門來實施搬遷;開發商跟進就開發了。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集體土地每畝地被徵用的補償大體上在
3—5萬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電、路的三通一平,轉手就以30萬元(小縣城)、50—60萬元(市、州級城市)、60—100萬元(省級城市)的價格,轉給開發商了;開發商開發成房地產,就賺了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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